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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納粹崛起前的德國,處于什么樣的狀況?

曾夢龍2020-02-17 17:35:53

埃文斯的《第三帝國的到來》,提供了我所讀過的關于納粹崛起前和納粹統治時期德國生活最清晰、最生動的描述。——A.S.拜厄特,《隱之書》作者

《第三帝國的到來》

內容簡介

德國在一戰前曾是歐洲最富裕、最強大的經濟體,反猶主義在政治中明顯處于邊緣地位。然而,起初只是一群極端分子和惡棍的納粹黨人,在數年之中就把德國變成了一黨獨裁的國家,把一個極有教養的民族引向了道德、物質和文化的廢墟與絕境。

本書透過德國的歷史、社會與文化,探究納粹黨徒的心理,還原納粹攫取權力的過程,揭示反對者為何未能阻止他們,生動再現了導致第三帝國到來的混亂失序、經濟災難、暴力行徑,以及社會的兩極分化。

作者簡介

理查德·J. 埃文斯,英國歷史學家,以 19 、 20 世紀德國史,尤其是第三帝國的研究享譽學界。曾任劍橋大學欽定歷史學講座教授、劍橋大學沃爾夫森學院院長。曾被授予漢堡藝術與科學獎,并憑學術成就獲封爵士。著有《企鵝歐洲史·競逐權力:1815—1914》《歷史與記憶中的第三帝國》等 18 本著作,其中《死于漢堡》獲沃爾夫森歷史獎。

譯者簡介

賴麗薇,英文譯者,譯有《西西弗斯的神話》《創新自信力》《打破僵局》等書。

書籍摘錄

序言(節選)

從第三帝國登場伊始,各類歷史學家和評論家就致力于解釋這是如何發生的。持不同政見的流亡知識分子,比如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恩斯特·弗倫克爾(Ernst Fraenkel)和弗朗茨·諾伊曼(Franz Neumann),在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發表了對納粹黨和第三帝國的分析,這些文本至今仍值得一讀,它們在指引研究方向上有著持久的影響力。然而在事后,第一次真正試圖把第三帝國置于其歷史語境中思考的,是當時杰出的德國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于二戰剛結束時的著述。邁內克將第三帝國的興起主要歸咎于德國自19 世紀末以降對世界霸權的日益癡迷,這種癡迷始于俾斯麥,并在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位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益加深。他認為,軍國主義精神彌漫德國,使軍隊對政治局勢擁有了遺患無窮的決定性影響力。德國取得了令人贊嘆的工業實力,但這一成就是以犧牲更廣的德育和文化教育、過分注重狹隘的技術教育為代價的。“我們當時在希特勒的工作中尋找‘積極因素’,”中上層階級智識精英邁內克如是寫道,然后又老老實實地加上一句,人們找到了他們認為滿足時代需要的東西。但結果證明那完全是錯覺。長壽的一生足以使他在回首過去時,想起 1871 年俾斯麥領導下的德國統一,以及統一后至第三帝國覆滅之間所發生的一切。邁內克得出的初步結論是,德意志民族國家自 1871 年成立之時起就存在某種缺陷。

出版于 1946 年的邁內克回憶錄具有重要價值,既在于他勇敢地反思了一生的政治信仰與抱負,也在于其反思的局限性。第三帝國期間,這位年邁的歷史學家一直待在德國,然而不同于其他許多歷史學家,他從未加入納粹黨,也不曾為它寫作或工作過。但他還是受到了自己在成長過程中所形成的自由民族主義視角的局限。這場浩劫在他看來,正如其 1946 年回憶錄的書名所稱,是德國的浩劫,而不是猶太民族的浩劫、歐洲的浩劫或者世界的浩劫。同時,像德國歷史學家長期所做的那樣,他認為引起浩劫的主因在于外交和國際關系,而不在于社會、文化或經濟因素。在邁內克看來,問題實質上不在于他一帶而過的納粹統治下籠罩德國的“種族狂熱”,而在于第三帝國馬基雅維利式(Machiavelli)的強權政治,及其所發動的謀求世界霸權的戰爭,這蕞終導致了帝國的覆滅。

盡管存在種種不足,但邁內克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關鍵問題,如他所料,這些問題此后一直縈繞在人們的心頭:像德國這樣一個先進的、極有教養的民族,怎么會如此迅速、如此輕易地屈從于國家社會主義的野蠻力量?納粹攫取政權過程中所受到的認真抵制為何如此之少?一個無足輕重的極右翼政黨怎會如此戲劇性地突然上臺掌權?為什么如此多的德國人沒能意識到無視納粹運動的暴力、種族主義和殺戮天性,有可能帶來災難性后果?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同國籍的歷史學家和評論家、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呈現出極大的差異。 20 世紀上半葉,歐洲多個國家都建立了殘暴的獨裁體制,德國的納粹政府只是其中之一,這種趨勢蔓延甚廣,以致一位歷史學家將當時的歐洲稱為“黑暗大陸”。這種現象轉而引出了新的問題:納粹主義在多大程度上植根于德國歷史?另一方面,納粹主義在多大程度上是廣義的歐洲發展的產物?就其起源與統治的核心特征而言,納粹與當時歐洲的其他獨裁政權有多大程度的共性?

上述比較思考顯示,認為與經濟和文化落后的社會相比,經濟發達、文化先進的社會似乎不那么容易墜入暴力與毀滅的深淵,這樣的假設是有問題的。德國孕育了貝多芬,俄國孕育了托爾斯泰,意大利孕育了威爾第,西班牙孕育了塞萬提斯,而這幾個國家在 20 世紀都經歷了殘暴的獨裁統治,兩者之間毫無關聯。擁有數世紀高度文明的社會墜入政治野蠻主義,并不比文化成就乏善可陳的社會的墮落更令人費解;文化與政治根本不是以如此簡單和直接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如果說第三帝國的經驗使我們得到了什么教訓的話,那就是:對偉大的音樂、偉大的藝術和偉大的文學之熱愛,并沒有賦予人們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免疫力,從而拒絕暴力和暴行、免于聽命獨裁統治。實際上, 1930 年代以來的許多左翼評論家認為,德國文化和社會的先進性本身就是納粹主義勝利的主要原因。德國經濟是歐洲蕞強勁的,德國社會是發展蕞完善的;在德國,資本主義企業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組織化程度。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意味著資本家與他們的剝削對象之間的階級矛盾不斷加劇,直至瀕臨崩潰的邊緣。不顧一切地渴望維系其權力和利益的大企業主及其依附者,利用他們的全部影響力以及任其支配的全部宣傳工具,創造出一種專門服務于其利益的群眾運動——納粹黨,然后操縱它攫取權力,并在納粹掌權之后,靠它謀取利益。

這種觀點在 1920 年代至 1980 年代被各派馬克思主義學者進行了相當精妙的闡述,不應僅被當作宣傳而草率否定。在 1945 年至 1990 年冷戰期間,分裂歐洲的“鐵幕”兩邊都有數量可觀的學術著作受到這種觀點的啟發。然而,作為一種寬泛的概括性解釋,它也受到了不少質疑。它幾乎忽略了納粹主義的種族理論,全然沒有解釋納粹黨徒為什么不僅在言論上,而且在現實中對猶太人傾注了如此惡毒的仇恨。鑒于第三帝國投入了可觀的人力物力來迫害和消滅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包括許多無疑屬于中產階級的人,他們富有創造力、生活優裕,而且其中為數不少的人本身就是資本家,因此很難理解納粹主義的現象怎能歸結為針對無產者的階級斗爭,或者歸結為企圖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恰恰是許許多多德國猶太人盡力維護的。而且,如果說納粹主義是隨著帝國壟斷資本主義的來臨而不可避免的結果,那么如何解釋納粹僅僅出現在德國,而沒有出現于其他同等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比如英國、比利時或美國?

這個問題正是許多非德國人在二戰期間所提出的,也是至少一部分德國人在戰爭結束后立刻問自己的。尤其是在那些已于 1914 — 1918 年經歷過一次對德戰爭的國家中,許多評論家認為,納粹主義的崛起與得勢是幾個世紀以來的德國歷史不可避免的產物。持此觀點的作者來自不同的背景,包括美國記者威廉·L.夏伊勒、英國歷史學家A.J.P.泰勒(A. J. P. Taylor)和法國學者埃德蒙·韋爾梅伊(Edmond Vermeil),他們認為,德國人一直排斥民主制度和人權,臣服于強人領袖,拒絕接受“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這一理念,沉迷于模糊但危險的世界霸權之夢。奇怪的是,這附和了納粹版本的德國歷史,即認為德國人也一直將上述基本特征作為自己的種族天性加以固守,卻因受到外來影響——比如法國大革命——而偏離了它們。然而正如許多批評家所指出的,這種簡單化的觀點立刻引出一個疑問:為什么德國人在 1933 年之前未曾屈從于納粹式的獨裁統治。該觀點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在德國歷史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自由和民主傳統,這些傳統在政治動蕩中得到表達,比如 1848 年革命,當時德國境內的專制政權全部被推翻。而且該觀點增加——而非減輕——了解釋“納粹如何上臺與為何上臺”的難度,因為它忽略了甚至在 1933 年也曾普遍存在于德國的反納粹聲音,從而妨礙了我們提出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那種反對聲音為什么被壓制住了?如果認識不到德國內部這種反納粹力量的存在,納粹主義從崛起到稱霸的戲劇性故事也就毫無戲劇性可言,而僅僅是不可避免之事的實現。

歷史學家總是很容易從 1933 年這個制高點來回顧德國歷史,將歷史進程中所發生的幾乎任何事情都解讀為納粹主義崛起與得勢的夙因。這導致了各種各樣的曲解,有些歷史學家從德國思想家——比如 18 世紀末的民族主義鼓吹者約翰·戈特弗里德·馮·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或者 16 世紀基督教新教創始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言論中斷章取義,用以闡釋他們的論點,即蔑視其他民族、盲從本國權威深植于德意志民族性當中。然而,更加仔細地閱讀上述那些思想家的著作就會發現,赫爾德宣揚以寬容的態度和同理心對待其他民族,路德的著名主張則是堅守個人良知,捍衛反抗精神權威和知識權威的權利。而且,盡管思想確實自有其力量,但不管如何迂回,那力量總是受到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的制約,這一點往往被那些籠統地談論“德意志性格”或“德意志心靈”的歷史學家所遺忘。

另一種思潮所強調的,不是意識形態和信仰在德國歷史中的重要性,而是它們的無足輕重,持此論者與上文提到的那些歷史學家有時竟是同一批人。德國人有時候被說成對政治缺乏真正的興趣、從未適應平等交換意見的民主式政治辯論;然而在所有被用來解釋 1933 年第三帝國登場的關于德國歷史的錯誤觀念中,沒有比“不關心政治的德國人”更缺乏說服力的了。這個概念多半出自小說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創作,德國中產階級智識人士后來將它當作遁詞,即接受自己“不曾反對納粹主義”這個不那么嚴重的罪名的批評,以免遭“支持納粹主義”的譴責。許多來自不同背景的歷史學家斷言,德國中產階級在 1848 年革命失敗后即從政治活動中退出,轉而在賺錢生財或者文學、文化與藝術中尋求慰藉。他們還斷言,德國智識人士把效率與成功看得比道義與意識形態更重要。然而如我們在本書后面將會看到的,有大量證據表明,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無論 1920 年代德國的問題出在哪里,都一定不是缺乏政治責任感和政治信仰,情形甚至剛好相反。

理查德·J. 埃文斯,來自:維基百科

毫不奇怪的是,德國歷史學家極其反感對德國人的性格做如此籠統而不懷好意的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他們通過指出納粹意識形態的歐洲根源,盡其所能地引開批評的矛頭。他們讓人們注意這一事實:希特勒本人不是德國人,而是奧地利人。他們引證納粹與當時歐洲其他獨裁政府的相似之處,從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到斯大林的蘇俄。無疑,他們認為,鑒于歐洲民主政治在 1917 — 1933 年間的全面崩潰,納粹的上臺不應被視為悠久而獨特的德國歷史發展的高潮,而應該被視為德國的既有秩序像其他國家一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性沖擊下崩潰。這種觀點認為,工業社會的興起,第一次將大眾推上了政治的舞臺;戰爭摧毀了整個歐洲的社會等級、價值觀以及經濟穩定;奧匈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德意志帝國的霍亨索倫王朝(Hohenzollern monarchy)、俄國的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 dynasty)以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全部垮臺,繼之而起的各個新的民主國家很快淪為不擇手段的煽動蠱惑的犧牲品,煽動家們誘騙民眾投票同意自己的奴隸地位。 20 世紀變成了極權主義的時代,高潮是希特勒試圖建立起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其統治的基礎一方面是實行全面的警察控制和恐怖政策,并殘酷鎮壓和殺戮數百萬真正的或憑空臆斷的反對者,另一方面以巧妙的宣傳手法不斷動員群眾、激發群眾的熱情。

不難看出,這些論據符合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冷戰中的西方擁護者的利益,他們或含蓄或明確地將斯大林的蘇聯與希特勒的德國等同起來,認為二者都是同一種現象的變體,近年來又有人重提此觀點。將這兩個政權進行類比當然并無不妥。極權主義思想作為一種普遍的政治現象,可以追溯到 1920 年代初。它被墨索里尼作為一個褒義詞加以利用,墨索里尼與斯大林和希特勒一道,宣稱要控制整個社會,包括對人性進行有效的改造,塑造出“新”型人類。然而,無論這幾個不同的政權之間有什么共性,促成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興起、盛行以及蕞終掌權的兩種力量之間的差異依然極其明顯,以至于很難用極權主義概念解釋清楚這個問題。因此,極權主義更適合被用來描述而不是解釋,也許它更有助于我們理解 20 世紀的獨裁政權在上臺后是如何運作的,而不是解釋獨裁政權是如何上臺的。

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俄國與德國之間具有某些相似性。兩國的政體都是君主專制,以強大的官僚機構和強悍的軍事精英為后盾,都面臨著工業化所帶來的急劇的社會變化。兩種政治制度都被由一戰挫敗引發的深刻危機所摧毀,取代它們的都是短命且矛盾重重的民主政體,這些矛盾不久又被獨裁體制的出現所解決。但二者也存在許多關鍵性差異,其中的主要差異是,布爾什維克在自由選舉中完全沒有贏得基本的民意支持,而自由選舉則為納粹的上臺提供了重要基礎。俄羅斯是個落后國家,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缺乏公民社會的基本功能和代議制政治傳統。它與德國這個發達的、人民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工業國家截然不同,德國擁有長期孕育的代議制政治傳統、法治傳統以及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全歐洲的舊秩序,這是確切無疑的;然而各國的舊秩序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被摧毀的方式以及產生的后果也各不相同。如果我們想尋找一個在發展進程方面與德國具有可比性的國家,那么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與德國一樣在 19 世紀剛剛實現統一的歐洲國家意大利,遠比俄國更加適合作為參照系。

從德國歷史中為納粹主義的起源與崛起尋找一種解釋,無疑存在著這樣的風險,即可能將整個過程視為不可避免的。然而,幾乎在每一個轉折點,事情都有可能發展到另一個方向。納粹主義的勝利,直到1933年蕞初的幾個月,都還遠遠不是必然的結果;但那也絕非歷史的偶然。有人認為,納粹的上臺在本質上屬于歐洲發展格局的一部分,持此觀點者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但他們甚少注意到這一事實,即納粹主義雖然遠不是德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結果,然而它的成功確實得益于特別符合德國人天性的政治傳統、意識形態傳統以及發展方式。這些傳統也許追溯不到馬丁·路德那么遠,但肯定可以溯源到德國歷史在 19 世紀的發展方式,尤其可以溯源到 1871 年俾斯麥領導德國實現統一的過程。因此,從這個時間點切入是合理的,正如弗里德里希·邁內克在其 1946 年回憶錄中所做的那樣,尋找理由來解釋納粹為什么在德國統一 60 多年后得以上臺,給德國、歐洲以及世界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壞,而在大多數德國人那里遇到的反對卻如此之少。我們將從本書以及后面的兩卷中看到,對這些問題有著許多不同的回答,涵蓋了從 1930 年代初壓垮德國的那場危機的本質,到納粹攫取權力之后建立并鞏固其統治的方式,在所有這些答案中斟酌取舍絕非易事。然而德國的歷史包袱不可否認地在納粹的上臺過程中發揮了作用,因此,本書必須從德國歷史說起。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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